中財辦主任劉鶴獲頒孫冶方獎 被視為中南海核心智囊
11月8日，在第16屆(201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典禮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憑借其2012年發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斬獲論文獎。
據悉，2010年中央財辦曾啟動“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課題，邀請中國人民銀行[微博]、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微博]等單位相關研究人員參加，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進行比較研究，由時任中財辦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的劉鶴擔任課題組組長。
該項研究的總報告即是《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劉鶴為該論文的執筆人。2012年，該論文發表於《比較》雜志第5期。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文高度評價，稱其為國內外關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討論的“一篇重要代表作”。他們的頒獎詞寫道，論文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放在百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系統、全面和深刻地比較瞭它與1929年大危機的區別點和相同點，從技術長周期變化、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多個方面剖析瞭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論述瞭危機的再分配效應和各國實力的相對轉移，提出3點重要政策思考，不僅在當時產生瞭重要影響，現在看來也是科學和正確的。
資料顯示，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被譽為“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83年由於光遠、薛暮橋、姚依林、宋平等學界、政界名人共同發起設立。從1985年開始設立和評選後，該獎項每兩年評選、頒發一次。李克強、周小川、吳敬璉、厲以寧、樓繼偉、陳錫文、林毅夫等都曾獲獎。
本次與劉鶴論文同時獲獎的還有《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包容性發展與社會公平政策的選擇》、《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高投資、宏觀成本與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競爭性儲蓄動機：中國持續增長的性別比例與儲蓄率》、《中國企業中的工會與工人福利》等著作和論文。
媒體此前報道，作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傢發改委副主任，62歲的劉鶴曾參與多項國傢改革方略設計，被房屋信貸代書聯合貸款信貸年息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操盤手”。
如今，劉鶴的論文獲得如此榮譽，到底闡述瞭哪些觀點？
該論文指出，兩次危機發生時的人口結構、技術條件、發達國傢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全球化程度和新興國傢崛起及全球經濟格局方面均不相同。但是，兩次危機的相同點也很多。
首先，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其警示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思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文中指出。
其次，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瞭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瞭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而且，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時危機的前兆。“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傢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系。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此外，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傢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該文指出：“民粹主義承諾改變瞭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瞭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瞭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而危機前，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很關鍵的是，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劉鶴在文中告誡：“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
除瞭提出危機發生的規律，這苗栗三義房貸大溪信貸借貸信貸年息篇論文也觀察瞭危機的解決方式：“危機隻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劉鶴在文中解釋，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傢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但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最後，他提醒人們註意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他認為，大危機所分配的不隻是一個國傢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傢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曾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采訪時表示，他們認為劉鶴此文概括得很到位：“特別是對2008年危機以後走勢的判斷，現在看來都是準確的，比如緩慢地復蘇、還會出現新的問題等等。文章最後得出的啟示，比如樹立底線思維方法、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等，對現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參考性意義。”
0劉素楠界面記者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110/1608237291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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